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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承认自己是个天生的流氓,可是男人有几个不是流氓呢,当我把那些女人压在身下,听着她们满足地发出不同的声音,我觉得我这个流氓当的好,起码我可以给女人带来快乐,尽管爬起来以后,她们有的还是骂我流氓。我觉得一次畅快淋漓的做ài,对男人和女人来说都是一种享受,至于为什么称这种行为为流氓,我查查字典和有关的资料。
从流氓的含意上来讲,真的还挺复杂,有的指无职业的流浪者的,有的指不务正业的街头混混儿,有的指调戏女的行为。有的人把流氓分成了职业,有政治流氓、文化流氓、地痞流氓、阶级流氓等等。以前我一直没有认真地研究过,上述的流氓和我们哪儿理解的不一样,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词,是支书张宝贵和妇女主任李玉花的被捉奸在床,工作组的刘对长指着支书说:“没想到,你是混到革命队伍里的一个流氓——流氓。”从此,流氓在我心里就根深蒂固地成了搞女人的代名词了。
那年我十六岁,也就是从那天晚上,我第一次遗精。那天晚上,我做了个梦,搞妇女主任的不是支书,而是我自己,我趴在妇联主任略显肥胖的身体上,用力地动做着,这时,刘组长进来了,用手指着我大喊着“流氓——流氓!”于是我就流出来了,早晨起来,我偷偷地看我的裤头儿,湿湿的一大片,我第一次有了自己的秘密。也有那天起,我从内心深处把自己定位在流氓的角色上,直到今天。
在村里,我们家的成分不好。我祖上是行医的,到了祖父那一辈,医术到了最高峰,我祖父成了百里之内有名的医生,自然也给家里挣来了不少的金钱。旧社会在乡下,有了钱第一个目标就是买地。当祖父从张宝贵的父亲手里把他家的地都买过来时,土改开始了,张家划了个贫农,而我们家却成了地主,人民斗争的对象。地给分了,祖父还要戴上大牌子游街。他老人家不理解,这世道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,一条白带结束了自己的生命。父亲从小跟着祖父学医,经历了这场变数之后,再也不谈行医的事情了,他低头认罪,老老实实地当一个最下等的地主,以改造自己的罪过,还包括替他的父亲戴着牌子挨斗。
我就生存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,目睹了家庭由盛而衰的过程。自己也由以前的受人尊重,让小伙伴羡慕变成了人人可以欺负的地主崽子。以前我走路,那怕是在小胡同里,也尽量走在中间;现在走路,那怕是大路,也要蹭着墙跟儿走。
我吃进了别人的白眼儿,憋憋屈屈地成长着。
几年之后,我目睹了支书(应该是原支书)被拖上批斗台,任人打骂的惨景,为自己成为一个流氓时刻担心着。因为我觉得流氓确实不是好当的,它需要付出的代价太重;如果这件事儿真的是我干的,大家肯定要把我打死。于是我心中的秘密一直保守着,就连最要好朋友李红旗也没说。他是支书的儿子,跟我同岁,虽然我是地主崽子,但是他对我特别好,把我当成他的朋友。他父亲虽然被批斗了,不当支书了,但还是党员,他的身份还是在我之上。我们俩的交往中,我对他保存着一份感激。
我们那个地方成家都比较早,李红旗就说上了一个媳妇,是邻村的,他对我讲,那个姑娘长得很好看,过年就要娶过来。他还悄悄地告诉我,他老爹虽然被批斗了,但是还是和妇女主任有来往,治他的人是想把他赶下台,达到目的后,也就不再管他了。这件事儿,是有一天晚上他起来上厕所,看到老爹也起来了,他还以为老爹也上厕所呢,就等他上完了再出去。谁知他开了院门出去。李红旗就悄悄跟在老爹的后面,眼瞅着他进了妇联主任的家门。这件事儿,他谁也没跟说,只对我一个人说了。
我不知道李红旗告诉我这件事儿是什么意思,但从我的心里,我觉得既然当流氓不是好事儿,支书(我总是还把他当成支书)为什么还要继续当下去呢,看来当流氓的滋味能顶得上那些批斗和挨打,于是心理就想着有机会要当一当流氓。
当流氓可不是想当就当的,我这种身份,说个媳妇很困难,眼见得和我同龄的人都相继结婚,可是我连个提亲的也没有,父母和母亲为此也整天唉声叹气,我自己关在屋里不出来,不和他们交流,也不和其他人沟通,我变成了一个内向的人,除了李红旗,我不和任何人来往。李红旗带给我的信息往往使更加沮丧,他结婚了,他告诉我许多男人和女人的知识,他讲得很生动,很逼真,在他面前,我总是嘴唇发干,不自觉地咽着唾沫。他走了之后,这此描述就在我眼前浮动,让我晚上想入非非,经常在梦里实践,醒来更加欲火难熄。有时不自觉地泪水打湿了枕头。
李红旗比我大几个月,第一次见她媳妇是他们结婚的那天。我作为李红旗请的好朋友,参加了晚上他请来的为数不多的几个朋友的聚会。其他人都拉开了一副闹洞房的样子,只有我安静地坐在一边,让喝酒就喝酒,让吃菜就吃菜,不时用眼睛偷看一眼新娘子。新娘长得真是不赖,方头大脸的,眼睛也挺漂亮,那时我还不会品味女人的身材,只知道看这个人的脸上漂亮不漂亮。喝酒过程中,有一次我和新娘子四目相对的时候,她竟然笑了。这一笑让我心里一颤,女人的笑竟然有如此的力量,像吃了一大口芥茉,上下一下子通了。别人喝了酒后开始胡闹,我只在一边看,有一个哥们儿喝多了,抱着新娘... -->>
我承认自己是个天生的流氓,可是男人有几个不是流氓呢,当我把那些女人压在身下,听着她们满足地发出不同的声音,我觉得我这个流氓当的好,起码我可以给女人带来快乐,尽管爬起来以后,她们有的还是骂我流氓。我觉得一次畅快淋漓的做ài,对男人和女人来说都是一种享受,至于为什么称这种行为为流氓,我查查字典和有关的资料。
从流氓的含意上来讲,真的还挺复杂,有的指无职业的流浪者的,有的指不务正业的街头混混儿,有的指调戏女的行为。有的人把流氓分成了职业,有政治流氓、文化流氓、地痞流氓、阶级流氓等等。以前我一直没有认真地研究过,上述的流氓和我们哪儿理解的不一样,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词,是支书张宝贵和妇女主任李玉花的被捉奸在床,工作组的刘对长指着支书说:“没想到,你是混到革命队伍里的一个流氓——流氓。”从此,流氓在我心里就根深蒂固地成了搞女人的代名词了。
那年我十六岁,也就是从那天晚上,我第一次遗精。那天晚上,我做了个梦,搞妇女主任的不是支书,而是我自己,我趴在妇联主任略显肥胖的身体上,用力地动做着,这时,刘组长进来了,用手指着我大喊着“流氓——流氓!”于是我就流出来了,早晨起来,我偷偷地看我的裤头儿,湿湿的一大片,我第一次有了自己的秘密。也有那天起,我从内心深处把自己定位在流氓的角色上,直到今天。
在村里,我们家的成分不好。我祖上是行医的,到了祖父那一辈,医术到了最高峰,我祖父成了百里之内有名的医生,自然也给家里挣来了不少的金钱。旧社会在乡下,有了钱第一个目标就是买地。当祖父从张宝贵的父亲手里把他家的地都买过来时,土改开始了,张家划了个贫农,而我们家却成了地主,人民斗争的对象。地给分了,祖父还要戴上大牌子游街。他老人家不理解,这世道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,一条白带结束了自己的生命。父亲从小跟着祖父学医,经历了这场变数之后,再也不谈行医的事情了,他低头认罪,老老实实地当一个最下等的地主,以改造自己的罪过,还包括替他的父亲戴着牌子挨斗。
我就生存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,目睹了家庭由盛而衰的过程。自己也由以前的受人尊重,让小伙伴羡慕变成了人人可以欺负的地主崽子。以前我走路,那怕是在小胡同里,也尽量走在中间;现在走路,那怕是大路,也要蹭着墙跟儿走。
我吃进了别人的白眼儿,憋憋屈屈地成长着。
几年之后,我目睹了支书(应该是原支书)被拖上批斗台,任人打骂的惨景,为自己成为一个流氓时刻担心着。因为我觉得流氓确实不是好当的,它需要付出的代价太重;如果这件事儿真的是我干的,大家肯定要把我打死。于是我心中的秘密一直保守着,就连最要好朋友李红旗也没说。他是支书的儿子,跟我同岁,虽然我是地主崽子,但是他对我特别好,把我当成他的朋友。他父亲虽然被批斗了,不当支书了,但还是党员,他的身份还是在我之上。我们俩的交往中,我对他保存着一份感激。
我们那个地方成家都比较早,李红旗就说上了一个媳妇,是邻村的,他对我讲,那个姑娘长得很好看,过年就要娶过来。他还悄悄地告诉我,他老爹虽然被批斗了,但是还是和妇女主任有来往,治他的人是想把他赶下台,达到目的后,也就不再管他了。这件事儿,是有一天晚上他起来上厕所,看到老爹也起来了,他还以为老爹也上厕所呢,就等他上完了再出去。谁知他开了院门出去。李红旗就悄悄跟在老爹的后面,眼瞅着他进了妇联主任的家门。这件事儿,他谁也没跟说,只对我一个人说了。
我不知道李红旗告诉我这件事儿是什么意思,但从我的心里,我觉得既然当流氓不是好事儿,支书(我总是还把他当成支书)为什么还要继续当下去呢,看来当流氓的滋味能顶得上那些批斗和挨打,于是心理就想着有机会要当一当流氓。
当流氓可不是想当就当的,我这种身份,说个媳妇很困难,眼见得和我同龄的人都相继结婚,可是我连个提亲的也没有,父母和母亲为此也整天唉声叹气,我自己关在屋里不出来,不和他们交流,也不和其他人沟通,我变成了一个内向的人,除了李红旗,我不和任何人来往。李红旗带给我的信息往往使更加沮丧,他结婚了,他告诉我许多男人和女人的知识,他讲得很生动,很逼真,在他面前,我总是嘴唇发干,不自觉地咽着唾沫。他走了之后,这此描述就在我眼前浮动,让我晚上想入非非,经常在梦里实践,醒来更加欲火难熄。有时不自觉地泪水打湿了枕头。
李红旗比我大几个月,第一次见她媳妇是他们结婚的那天。我作为李红旗请的好朋友,参加了晚上他请来的为数不多的几个朋友的聚会。其他人都拉开了一副闹洞房的样子,只有我安静地坐在一边,让喝酒就喝酒,让吃菜就吃菜,不时用眼睛偷看一眼新娘子。新娘长得真是不赖,方头大脸的,眼睛也挺漂亮,那时我还不会品味女人的身材,只知道看这个人的脸上漂亮不漂亮。喝酒过程中,有一次我和新娘子四目相对的时候,她竟然笑了。这一笑让我心里一颤,女人的笑竟然有如此的力量,像吃了一大口芥茉,上下一下子通了。别人喝了酒后开始胡闹,我只在一边看,有一个哥们儿喝多了,抱着新娘... -->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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