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些人激愤的呼喊：‘这场战争在我们一无所知时开始，又在我们相信即将胜利时败北，那些背信和欺骗国民的人才有忏悔的必要。’一亿人中的另一位则声称：‘如果一亿总忏悔意味着战争当局企图向国民分配责任的话，那就太卑怯了’。
刘晓忠司长长叹了一口气后，凝重的继续说道：“战败之后，如何告慰亡灵？在大多数日本人去理解和接受战争责任、罪行、忏悔和赎罪时，是一个回避不了问题。而非胜利者将从道德和法律方面如何处置他们，进而占据他们的内心。
我们关注的是日本对我们国家和民族犯下的罪行，而日本人却是被对自己死去同胞的悲愤和内疚所压倒。
有这种想法是自然的，不是因为文化的差异，而是战败之后，世界变了。当我们质问谁该为日本的侵略和暴行负责时，绝大数日本人却在思考，谁应该为战败负责？
刘晓忠司长的这番话，无疑指出了日本国民对侵略战争的认识。很显然日本人的态度无法让大家满意，他们竟然不对刚结束的那场战争进行反思，反而在找日本战败的原因。
不等众人提出疑问，刘晓忠司长继续介绍道：“首先，他们把战败归罪于军部的无能，把所有责任都推到了东条英机为首的将军们身上。这一点从两年前东条被宣布逮捕时的『自杀』未遂中就能看出，日本人普遍认为东条英机应当毫不迟疑的『自杀』，毕竟1942年东条上任陆军大臣时，他曾颁本了有名的《战阵训》，训谕军人“不可生受囚虏之辱”。
东条英机在被捕前夕，收到了无数封敦促他『自杀』的信件，据说还有人给他送了一口棺材。可是他鼓起勇气赴死时，却选择了懦弱的方式，使用子弹而不是武士刀自裁。包括他没有死成这一点，都超出了悲伤的爱国者们忍耐的限度，进而坐实了军部无能，导致战败的普遍观点。”
这一点大家还是早已耳闻的，连日本知名作家高见顺都发表文章，简洁的表达了这种厌恶感：“苟且偷生，随后又像外国人那样用手枪『自杀』，还没有死成日本人不禁只有苦笑，为何东条大将不能像阿南陆相那样连夜『自杀』？为何东条大将不能像阿南陆相那样用日本刀『自杀』？”
想到这些，胡适回过头来，在梅贻琦耳边低声说道：“月涵兄，看来指望日本像德国那样反省，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了。”
“正如博文所说的那样，日本人从不认为中国是战胜国。如果我们不能自强，总有一天他们还会伸出罪恶的魔爪，毕竟地理环境的资源等因素，决定了他们必须要向外发展。也许是军事上的，也许是经济上的。”梅贻琦沉思了片刻后，忧心忡忡的说道。
刘晓忠司长看了一眼手中的资料后，继续说道：“日本精英的共同阴谋论，将日本战时的举国领导者，打上了集体痴呆症的标签。将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，添油加醋的定义为被军阀所蒙蔽。
正如渡边一夫的《旋风二十年》所言：基于畸形精神主义教育的非合理、非理『性』的暴力冲动渗透军部上下，与现实的乖离使他们的策划和指挥能力成了笑柄。这种非理『性』『露』骨的体现了大东亚战争指导上极度的非科学『性』。”[]乌合之众516
几乎所有人都认为，整个军队司令部都应该被关进精神病院，都认为东条英机是巨大的愚人之船船长。
集体非理『性』的命题，自然而然的引申为非常具有说服力的科技进步的推论。也就是说日本之所以战败的最终证据，在于未能意识到日本科学和应用技术上的落后。这种科学与战败责任之间的关联，已经成为了日本现在普遍的战败观念。在最广泛的象征意义上，这通常与美国扔下的那两颗原子弹联系在了一起。
核武器的骇人力量被证明既恐怖又魅『惑』，因为没什么比它更能具体展示美国优越的科学、技术和组织能力。战时最后一任首相铃木贯太郎在投降时就声称：‘这次战争最大的欠缺就是科学技术’。”
刘晓忠司长这充满忧患意识的开场白，终于把主题引到了科学上。让琉台南韩四地的近千名与会者们，自然而然的重视起科学来。看着众人紧锁眉头的样子，梅贻琦对组委会的安排、琉日友好协会以及琉球外交部亚洲司的准备满意到了极点。
因为他有理由相信，本次会议结束后，琉台南韩四地必然会把科技和教育，当成今后工作的重中之重。对他们这些致力于教育兴国的人而言，没什么比这更令人欣慰的事情了。
“从美国刊物翻译过来的一篇文章中称，山下奉文大将在菲律宾受审时，唯一使用的英语单词也是“科学”。
退任的文部大臣发表声明，他感谢学生们在战争时的艰辛努力，并激励说长此以往，学生们的任务就是提高日本“科学力和精神力”到最高水准。新上任的文部大臣前田多门，更是多次重申了战后教育体系将“尽力关注基础科学”的说法。”
刘晓忠司长清了清嗓子，继续说道：“现在的日本，“科学”成了几乎人人都喜欢的概念，被用来规划未来发展蓝图的同时，还被用以解答日本为何会战败。
吉田内阁已经将“养成科学的思考能力”，定为“建设文化日本”的关键尽管临时『政府』的财政状况非常糟糕，但他们还是拨出5亿日元专款，用以“促进一般生活的科学化”。”
韩国教育部长朴喜皓再也忍不住了，立即站了起来，急不可耐的问道：“刘司长，美国对此就视而不见？难道他们愿意看到昔日的敌人再次发展起来？”
日本占领朝鲜期间，对朝鲜除了掠夺还是掠夺，并未像对台湾那样进行“皇民教育”。这导致琉台南韩四地当中，韩国的科教最为落后。而科学教育又不是短时间能追得上来的，朴喜皓部长有此反应，刘晓忠并不感到奇怪。
“朴部长，日本这种定义战败责任的实用主义作法，无疑是保守的和以自我为中心的。”刘晓忠司长沉思了片刻后，苦笑着解释道：“正如拆开织物的松脱线头一样，这种作法正是拆开日本帝国架构的线索。首要的是欺骗国民，虽然败在了‘鬼畜美英’手上，而造成本质上落后、非理『性』、压抑体制和战败的，却是不负责任的领导者。
从而使上当受骗的意识深植人心，潜移默化的让人们倾向于多元化、平等、民主、负责任而且理『性』的体制，而这正是美国『政府』所期望建立的社会。正是在这种背景下，当美国总统杜鲁门声称原子弹的发明，反映自由民众所能达到的最高成就时，他发现日本民众竟然乐于接受这样的观点。
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科学只有在自由精神之下才能得到发展。而日本上下倡导的科学，又需要民主和自由这个大前提。可以说这与美国的对日政策是一致的，我们实在找不到美国『政府』反对的理由。”
刘晓忠刚刚说完，胡适就从专家教授席上站了起来，接过工作人员递上的麦克风，异常凝重的说道：“日本科学家中绝大部分学成于欧美，他们拍手欢迎‘科学’这一新的信念。战败后首批派往日本的美国科学家，就能切身体会到这一绝妙的感受。
我在普林斯顿大学的一位教授朋友，接管东京海洋研究所时，在研究所大门上看到的一份通知就能说明一切。直至今天，通知的内容我仍然记忆犹新，日本科学家们是这样留言的：
这是一所具有六十年以上历史的海洋研究所。<生物研究所。
这里是像他们一样的场所。
拜托您细心照料这个地方，保护我们继续和平研究的可能『性』免遭破坏。
您可以毁掉武器和战争设施，但请为日本研究者保留民间设备。当您在这里完成了工作，请通知大学，让我们回到我们的科学之家。”
可怕的民族可怕的国家
他们现在的信念已从之前的武士道，成功转型为了科学。其重视程度和基础，都不是琉台南韩四地可比拟的。令人更为担忧的是，这么个可怕的豺狼国家，离韩国和琉球又是那么的近。众人赫然发现，如果不奋起直追这么个前科累累的国家，那后果将不堪设想。
如果说北朝鲜当局是眼前的威胁，那日本将是未来的威胁。不但直接威胁到隔海相望的韩国和琉球，甚至还会像历史上一样威胁到台湾。
惨痛的历史教训，客观的地缘，让琉台南韩四地官员们想不接受“日本威胁论”都不行。充满极度忧患意识的第一次正式会议，就高度统一了与会者们的思想，为亚元区的科教发展计划和遏制行动扫清了一切障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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些人激愤的呼喊：‘这场战争在我们一无所知时开始，又在我们相信即将胜利时败北，那些背信和欺骗国民的人才有忏悔的必要。’一亿人中的另一位则声称：‘如果一亿总忏悔意味着战争当局企图向国民分配责任的话，那就太卑怯了’。
刘晓忠司长长叹了一口气后，凝重的继续说道：“战败之后，如何告慰亡灵？在大多数日本人去理解和接受战争责任、罪行、忏悔和赎罪时，是一个回避不了问题。而非胜利者将从道德和法律方面如何处置他们，进而占据他们的内心。
我们关注的是日本对我们国家和民族犯下的罪行，而日本人却是被对自己死去同胞的悲愤和内疚所压倒。
有这种想法是自然的，不是因为文化的差异，而是战败之后，世界变了。当我们质问谁该为日本的侵略和暴行负责时，绝大数日本人却在思考，谁应该为战败负责？
刘晓忠司长的这番话，无疑指出了日本国民对侵略战争的认识。很显然日本人的态度无法让大家满意，他们竟然不对刚结束的那场战争进行反思，反而在找日本战败的原因。
不等众人提出疑问，刘晓忠司长继续介绍道：“首先，他们把战败归罪于军部的无能，把所有责任都推到了东条英机为首的将军们身上。这一点从两年前东条被宣布逮捕时的『自杀』未遂中就能看出，日本人普遍认为东条英机应当毫不迟疑的『自杀』，毕竟1942年东条上任陆军大臣时，他曾颁本了有名的《战阵训》，训谕军人“不可生受囚虏之辱”。
东条英机在被捕前夕，收到了无数封敦促他『自杀』的信件，据说还有人给他送了一口棺材。可是他鼓起勇气赴死时，却选择了懦弱的方式，使用子弹而不是武士刀自裁。包括他没有死成这一点，都超出了悲伤的爱国者们忍耐的限度，进而坐实了军部无能，导致战败的普遍观点。”
这一点大家还是早已耳闻的，连日本知名作家高见顺都发表文章，简洁的表达了这种厌恶感：“苟且偷生，随后又像外国人那样用手枪『自杀』，还没有死成日本人不禁只有苦笑，为何东条大将不能像阿南陆相那样连夜『自杀』？为何东条大将不能像阿南陆相那样用日本刀『自杀』？”
想到这些，胡适回过头来，在梅贻琦耳边低声说道：“月涵兄，看来指望日本像德国那样反省，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了。”
“正如博文所说的那样，日本人从不认为中国是战胜国。如果我们不能自强，总有一天他们还会伸出罪恶的魔爪，毕竟地理环境的资源等因素，决定了他们必须要向外发展。也许是军事上的，也许是经济上的。”梅贻琦沉思了片刻后，忧心忡忡的说道。
刘晓忠司长看了一眼手中的资料后，继续说道：“日本精英的共同阴谋论，将日本战时的举国领导者，打上了集体痴呆症的标签。将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，添油加醋的定义为被军阀所蒙蔽。
正如渡边一夫的《旋风二十年》所言：基于畸形精神主义教育的非合理、非理『性』的暴力冲动渗透军部上下，与现实的乖离使他们的策划和指挥能力成了笑柄。这种非理『性』『露』骨的体现了大东亚战争指导上极度的非科学『性』。”[]乌合之众516
几乎所有人都认为，整个军队司令部都应该被关进精神病院，都认为东条英机是巨大的愚人之船船长。
集体非理『性』的命题，自然而然的引申为非常具有说服力的科技进步的推论。也就是说日本之所以战败的最终证据，在于未能意识到日本科学和应用技术上的落后。这种科学与战败责任之间的关联，已经成为了日本现在普遍的战败观念。在最广泛的象征意义上，这通常与美国扔下的那两颗原子弹联系在了一起。
核武器的骇人力量被证明既恐怖又魅『惑』，因为没什么比它更能具体展示美国优越的科学、技术和组织能力。战时最后一任首相铃木贯太郎在投降时就声称：‘这次战争最大的欠缺就是科学技术’。”
刘晓忠司长这充满忧患意识的开场白，终于把主题引到了科学上。让琉台南韩四地的近千名与会者们，自然而然的重视起科学来。看着众人紧锁眉头的样子，梅贻琦对组委会的安排、琉日友好协会以及琉球外交部亚洲司的准备满意到了极点。
因为他有理由相信，本次会议结束后，琉台南韩四地必然会把科技和教育，当成今后工作的重中之重。对他们这些致力于教育兴国的人而言，没什么比这更令人欣慰的事情了。
“从美国刊物翻译过来的一篇文章中称，山下奉文大将在菲律宾受审时，唯一使用的英语单词也是“科学”。
退任的文部大臣发表声明，他感谢学生们在战争时的艰辛努力，并激励说长此以往，学生们的任务就是提高日本“科学力和精神力”到最高水准。新上任的文部大臣前田多门，更是多次重申了战后教育体系将“尽力关注基础科学”的说法。”
刘晓忠司长清了清嗓子，继续说道：“现在的日本，“科学”成了几乎人人都喜欢的概念，被用来规划未来发展蓝图的同时，还被用以解答日本为何会战败。
吉田内阁已经将“养成科学的思考能力”，定为“建设文化日本”的关键尽管临时『政府』的财政状况非常糟糕，但他们还是拨出5亿日元专款，用以“促进一般生活的科学化”。”
韩国教育部长朴喜皓再也忍不住了，立即站了起来，急不可耐的问道：“刘司长，美国对此就视而不见？难道他们愿意看到昔日的敌人再次发展起来？”
日本占领朝鲜期间，对朝鲜除了掠夺还是掠夺，并未像对台湾那样进行“皇民教育”。这导致琉台南韩四地当中，韩国的科教最为落后。而科学教育又不是短时间能追得上来的，朴喜皓部长有此反应，刘晓忠并不感到奇怪。
“朴部长，日本这种定义战败责任的实用主义作法，无疑是保守的和以自我为中心的。”刘晓忠司长沉思了片刻后，苦笑着解释道：“正如拆开织物的松脱线头一样，这种作法正是拆开日本帝国架构的线索。首要的是欺骗国民，虽然败在了‘鬼畜美英’手上，而造成本质上落后、非理『性』、压抑体制和战败的，却是不负责任的领导者。
从而使上当受骗的意识深植人心，潜移默化的让人们倾向于多元化、平等、民主、负责任而且理『性』的体制，而这正是美国『政府』所期望建立的社会。正是在这种背景下，当美国总统杜鲁门声称原子弹的发明，反映自由民众所能达到的最高成就时，他发现日本民众竟然乐于接受这样的观点。
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科学只有在自由精神之下才能得到发展。而日本上下倡导的科学，又需要民主和自由这个大前提。可以说这与美国的对日政策是一致的，我们实在找不到美国『政府』反对的理由。”
刘晓忠刚刚说完，胡适就从专家教授席上站了起来，接过工作人员递上的麦克风，异常凝重的说道：“日本科学家中绝大部分学成于欧美，他们拍手欢迎‘科学’这一新的信念。战败后首批派往日本的美国科学家，就能切身体会到这一绝妙的感受。
我在普林斯顿大学的一位教授朋友，接管东京海洋研究所时，在研究所大门上看到的一份通知就能说明一切。直至今天，通知的内容我仍然记忆犹新，日本科学家们是这样留言的：
这是一所具有六十年以上历史的海洋研究所。<生物研究所。
这里是像他们一样的场所。
拜托您细心照料这个地方，保护我们继续和平研究的可能『性』免遭破坏。
您可以毁掉武器和战争设施，但请为日本研究者保留民间设备。当您在这里完成了工作，请通知大学，让我们回到我们的科学之家。”
可怕的民族可怕的国家
他们现在的信念已从之前的武士道，成功转型为了科学。其重视程度和基础，都不是琉台南韩四地可比拟的。令人更为担忧的是，这么个可怕的豺狼国家，离韩国和琉球又是那么的近。众人赫然发现，如果不奋起直追这么个前科累累的国家，那后果将不堪设想。
如果说北朝鲜当局是眼前的威胁，那日本将是未来的威胁。不但直接威胁到隔海相望的韩国和琉球，甚至还会像历史上一样威胁到台湾。
惨痛的历史教训，客观的地缘，让琉台南韩四地官员们想不接受“日本威胁论”都不行。充满极度忧患意识的第一次正式会议，就高度统一了与会者们的思想，为亚元区的科教发展计划和遏制行动扫清了一切障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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